1999年夏天，长篇小说《我的日记——一个坐台小姐灵与肉的自述》热销图书市场，为创作该小说而两度到歌舞厅“坐台”的作者张梦云，却陷入了尴尬的窘境。好不容易从流言蜚语中突围出来，正要静下心来修改第二部第三部书稿的时候，南方某杂志2000年第1期刊出的一篇“独家专访”《女作家坐台为哪般》，又一次掀翻了她平静的书桌。
1972年，我出生于湖北襄阳县张家集镇。我一心只想当作家，所以，从襄阳县师范学校毕业时，人就进了被认为是“作家摇篮”的襄阳县文化馆。参加工作不到3年，我就出版了散文小说集《撒娇的女孩》和诗集《花心》。
有一天，我和女友逛街，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我：广西某地一家公司招聘女职员。我便报了名。1994年3月，我和一位女友一道，没和任何人打招呼，怀揣着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想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
两天后，我们来到了广西玉林地区的一个县级城市，找到了启事上的招聘单位：花园娱乐城。这里聚集了来自川、黔、鄂的10多个小姐，工作是陪客人唱歌、跳舞。让我至今心存感激的是，我相处不久的男友并没有责怪我的不辞而别，他理解我，支持我，怕我没钱用，还给我寄了400块钱。
小姐们竞争很激烈，为了多得几个小费，常常不惜作践人格。
一次，我偶然碰到了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，便把这里的遭遇讲给他听，结果，那位副局长对我笑笑，两肩一耸，一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无可奈何又高深莫测的样子。这个副局长后来成了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。
一次，包房里来了3个客人。服务员端上红豆沙饮料，一位看上去有点气质的客人随口吟出：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……”我一时忘了自己的“小姐”身份，不由自主地接上“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”。那位客人站起来，神情夸张地握住我的手：“同志，可找到你了！”顿时赢得满堂喝彩。
这时我做“小姐”已经3个月了，到此为止，终于恶心够了，就背着记得满满的三大本日记回家了。
回家不久，我结婚了。丈夫在一家企业上班，对我写作很支持。婚假未休完，我就开始了我的写作，我把这部作品定名为《红尘》。真正坐下来写作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写长篇小说不像我设想的那样简单。一铺开稿纸，本来思路清晰的大脑立刻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。我本该在1995年初就完成初稿的作品，到了1996年底，依然没有眉目。
面壁三思，我终于明白，以前的生活积累只限于坐台小姐的喜怒哀乐这个狭小的圈子，而一部作品的生命却在于如何通过一些故事，来折射某个时代背景下，人物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。
这时，歌厅舞厅在襄樊也应运而生，也有“小姐”了。而经常光顾此类场所的人物很能体现某些社会风尚。我忽然有了冲动，决定二度“坐台”。当天晚上，丈夫用自行车把我送到我们看好的那家歌舞厅后，就在门口等我，直到晚会结束。
一天晚上，我陪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跳舞。他是做百货批发生意的，收入不是很好。我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还到这地方来？”小伙子有点愠怒：“咋了，你怕我给不起小费？”我说：“相信你不仅给得起小费，还给得起‘大’费，但你想过没有，那是你辛苦挣来的血汗钱。你们常常为几分几毛钱互不相让，在这里一掷千金，你就不心疼？”这才消除了小伙子的敌意。
舞会结束，我拒绝了他的小费，并告诉了他我的身份，后来，我们成了朋友。在我的作品中，有不少素材来自这位朋友。又坐了一个多月台，作品中的人物、故事在我心中日渐清晰，几度搁浅的创作，终于找到了突破口。短短一个月时间，20多万字的《红尘》就完成了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本地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文爱艺。听了我的简略介绍，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要我把初稿拿给他看。1998年5月，文自看过我的初稿后，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。9月9日，我把定稿的24万字书稿交给了文，文交给我一份手写的协议。内容包括：作品定名《我的日记——一个坐台小姐灵与肉的自述》；没有稿酬，联系出版的费用由乙方（作者）负担。多年的心血，拿不到一分钱，我有一些失落。但想一想，这些年自费出书的比比皆是，跟他们比起来，我还算幸运。
1999年6月，有朋友跟我说，我的小说在书市卖得正火。那些天我正在写作第二部书，整天闭门不出，极少与人交往。我当即冒雨来到襄城批发市场，我的书果然热热闹闹上市了，而且有多种版本。封面是一个神情沮丧、长发散乱、几近袒胸的性感女子，下面是几行打在方格纸上的手写体：“灯灭了，那双让我恶心的手又是摸，又是亲……完了，他说你们女人真是下贱……”并标有“纪实文学”、“国内第一部真实纪录坐台小姐鲜为人知的生活内幕”等字样。我在不同的书店以每本7－10元不等的价格买了几本定价22元的书。之后，我又去市新华书店买了一本，版权页标明：中国社会出版社；1999年1月第一版；1999年3月第三次印刷；印数：33000册。
这时，我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。该书的印数之大、盗版之烈绝对在意料之外，也明显有违我与文作家签的协议上的条款，这对“没有稿酬”的作者不能不说是一种伤害。此外，该书在当地大量倾销，我担心会有人对号入座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以后的事实证明，我的担心并非多余。
1999年10月，我坐台写小说的事被媒体披露以后，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。给了我热情的支持和鼓励。广东揭阳一家杂志的主编也给我来信，邀请我去当编辑。还有一些律师给我打电话，如果我同意，愿免费为我提供法律援助，以索回稿酬。这些全被我婉拒。说真的，我很感激文爱艺老师，没有他的策划，这部作品不可能如此快面市并走红，而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，是我们都未曾预料的。
今年3月的一天，妹妹来到我的住所，一进门，就把一本南方的杂志愤怒地甩到我面前。这本标着2000年第一期的杂志头条稿就是关于我的“独家专访”：《女作家坐台为哪般》。文中杜撰了大量的内容，严重侵犯了我的隐私权，伤害了我的人格。
前不久，襄樊市场上又出现了《我的日记》盗版本，只是书名改成了《当代少女日记》，作者署名“梦云”，把我的姓去掉了（原书署名“张梦云”）。
我不能再关在屋子里埋头写书了。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我走进了襄樊市法大律师事务所。接待我的田仁律师看了关于我的那篇“专访”，听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，明确表示，那篇“专访”严重侵权。不久，田律师第二次约见我，对我说，关于我的事，有三个官司可打：一是我与文爱艺签约的“没有稿酬”的协议违反《著作权法》，属于无效协议，可通过法律程序向出版社索要稿酬；二是某杂志那篇“专访”《女作家坐台为哪般》侵犯我的“隐私权”和肖像权；三是追究这本书的盗版。我已经给田律师写了委托书，我相信，法律应该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说法。虽然，我并不乐意打官司。
 |
